科普作品《古典科幻名人传系列

  本系列是对古典科幻两位代表作家——凡尔纳、威尔斯的生平、作品、影响等方面围绕撰写的评传,限于个人研究精力及水平有限,仅希冀能抛砖引玉,激发更多作家、读者、学者去了解、研究这两位古典科幻大师。

  科幻吧吧主,“科幻双月杂志”成员,业余研究向爱好者。文学影视ACG偏好但不限于科幻、奇幻、推理。

  儒勒·加布里埃尔·凡尔纳(1828-1905),生于法国南特,是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

  借用詹姆斯冈恩先生在《科幻之路》第一卷的线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工程师重新塑造世界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通信运输的重大变革,无疑使得人类在发明创造、地理发现有了全新的突破。

  正因此,对于出生在这个时代的儒勒凡尔纳来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浪漫幻想自然而然得以在其童年时期所居住的贸易码头边,望着那来来往往的货船扬帆而起时悄然萌发。

  11岁的小儒勒果真是天真大胆的。当时一艘名为“科拉利亚”号的三桅远洋帆船恰好准备远航驶往印度。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居住在港口附近的小儒勒注意,遂使怀有少年探险心的他迅速拟定了一个登船偷渡方案——即通过事先花钱收买一位船上同龄的少年见习水手的雇佣合同后,倚靠协作偷偷登船来个偷梁换柱,继而得以前往印度。然而事与愿违,身为律师的父亲皮埃尔很快发现了小儒勒失踪的消息,便立刻着手开始找寻。几经辗转,才终于有幸搭上一艘火轮船,赶上了“科拉利亚”号,找回了意图“偷渡”南亚的小儒勒,并狠狠地惩戒了一顿。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美妙而神奇的故事并非真实,而是源自身为远亲传记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菲伊根据后来凡尔纳家族流传的传说,再结合自己的丰富想象所加以润色而成的。

  这就给了后世更多不明真相却又擅长感性幻想的传记作家以讹传讹虚构夸大事实的机会,以致使后来有了更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版本:如小儒勒在被父亲抓到后,狠狠地给揍了一顿屁股;或是被父亲揍完后还被关了禁闭,至此产生了精神障碍,导致父子间从此形成了莫大的隔阂;或是小儒勒在事后哭着答应母亲不再以身涉险:“从今以后只在梦中旅行”……等等至今常见诸于他的作品序言及相关介绍的有趣谬误。

  事实上,如此花样百出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的,往往是一个并不那么“精彩”的真相。在他名为《童年的回忆》的作品中,儒勒·凡尔纳曾这样写道,有一天,他去逃课,独自登上“一艘三桅船,当时船上值班的守卫跑到附近的小酒馆喝酒去了”,他在船上从上到下逛了一遍,还转了转舵。“他觉得船马上就要离开码头,缆绳即将松开,船帆也将扯上桅杆,这就将由他这个8岁的舵手来驾船出大海!”他如此大胆而冒险地登上远航大船,自然遭到严厉的训斥。可是,这次逃课却被家族人的丰富想象力所夸大了,以至于变成了后来更广为流传的“离家出走”一说。①

  无论如何,那时天真浪漫的种种想法确实在事后多年被搁置一旁。这期间,向意中人的求爱无果令他心灰意冷,致使父亲皮埃尔做出了给予其离开家乡南特,定居巴黎潜心攻读法学学位的决定。而正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浪漫之都巴黎,20岁左右的青年儒勒迷恋上了文学创作,还有幸结识了当时的文坛名流仲马父子。身在南特的父亲皮埃尔也愈发感觉到了在与儿子往来的书信中不时透露出其更愿成为一名作家而非律师的“背叛信号”,以致父子间的书信一度展开了段有关爱好与学业之间的激烈辩论②。

  然而,随着青年儒勒在1849年顺利获取学位后,父子间的辩论亦趋于停息。皮埃尔似乎还默许了儿子继续停留在巴黎试图闯荡文学的某种决定,甚至于仍未间断对他这一时期的费用支持。这显然又与那些善于夸大、充满丰富虚构幻想力的传记作家们所描绘的“事实”迥然不同,由此也可间接看出,皮埃尔与儿子的关系远不同于他们所说的那般积怨颇深,实质上两人的关系从未因为儒勒的文学梦想而产生什么别样的疏离与隔阂,反而或多或少显得有些亲密,甚至还增添了些亦父亦友的真挚情感。③

  起初的闯荡来自他在剧本方面的创作,然而却并不成功。可以说,在这一阶段他的最大成就基本仅限于那部小有名气的独幕诗体喜剧《折断的麦秆》,而这显然不足以为他带来所向往的名誉、财富乃至理想。幸运的是,同期双线创作于剧本与小说的他,在剧本创作不顺的影响下,正在逐步地将侧重点移向另一文学体裁上——小说创作。

  深受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以及瑞士作家维斯的小说(尤其是后两位的冒险题材小说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影响的他,无疑会一边试图结合起坡在作品创作上的浪漫逼真、科学严谨的虚构想象力,一边结合两位“鲁滨逊”的惊险离奇、协作抗争、战胜险境等多味元素,写就至脑海深处就一直期许表达的某种夙愿。

  这,就是那搁置十年有余的“旅行冒险梦”。自1851年起,重拾地理学的儒勒·凡尔纳逐步钻研起了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每天清晨五点,他不是在家中就是在国立图书馆阅读书籍、做下笔记、创作作品抑或是修改作品,数十年如一日。而这,也正是人们所叹服于其作品内容中科学成分之详实之用心之广博的重要来源。

  “我积累了成千上万条各方面的笔记。现在我家中还有至少两万条以上尚未使用、可以在我的作品中得到利用的笔记。其中有一部分笔记是我在和人们交谈后记录下来的。如果人们所谈论的话题是他们所熟知的,我乐于倾听之。”④

  这真可谓是凡尔纳对后世描写科学与技术这一新文学样式的发展与普及所提供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写作方法,对于后世科幻、科普文学的发展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现如今我们知道,在这位作家生活的年代还未有“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的具体概念,有的只是诸如“预测小说”⑤(法语:anticipation)以及“科学传奇”⑥(Scientific Romance)的初代称谓。但实际上,通过知晓其主要作品均收录在一个总名称为《在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以下简称为“奇异旅行”)的系列作品集中,就不难发现,凡尔纳的绝大部分如今我们称之为“科幻”的小说,其实更趋向是一个又一个的冒险旅行记。

  在《奇异旅行(Voyages Extraordinaires)》系列作品里,若从他1861年同《教育与娱乐杂志》出版商儒勒·赫泽尔正式合作出道算起,直至1886年老赫泽尔去世,晚年作品风格基调均因脱离老出版商束缚而有所转变,其中较为国人熟知的杰作包括:

  船与潜艇海洋之旅《格兰特船长的儿女》(1867)、《海底两万里》(1869)、《神秘岛》(1874)

  这一切的一切,不但源于作家对于地理学近乎狂热的钻研⑦,更源于那未曾断绝的旅行夙愿。仿佛作家以其博学而坚定的笔触,向着作品里的主人公及诸位读者们发号施令:我们的终点,是星辰,是大海;是已知,是未知……

  这句出自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恢弘诗句,即使放在今天用来形容人们阅读凡尔纳众多作品时的“初体验”似乎也毫不为过。而有关凡尔纳之于国人的影响,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的1900年⑧。在这之后,相关科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甚至一时间风靡并盛行于晚清直至抗战。种种现象的背后原因很可能是,20世纪初,无论是日本近代史上“黑船来航”的威逼还是“明治维新”的促进抑或是我国的“格致兴国”的科学浪潮影响,都不可避免汇流成“西学东渐”这一文化渗透现象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凡尔纳的不少极具科学内涵的作品悉数由西方传到了日本直至我国。早期由梁启超、鲁迅分别转译的《十五小豪杰(两年假期)》(1902)、《月界旅行(从地球到月球)》《地底旅行(地心游记)》(1903),就是这一时期转译自日文的代表人物及作品(而日译本不少又转译自英译本)。另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88年)统计,截至1915年,中国出版的凡尔纳译作大约有20种(再版除外),且大多转译自日译本。⑨

  这就不禁引起当时的国人对这位作家产生一定的关注,以致之后转而对这类“科学故事”的关注。这是因为正如当时在翻译《月界旅行》时的鲁迅先生所惊叹的“中国人做梦梦的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法国人却在幻想征服月球”那样,众多在思想上尚处蒙昧、文明上尚处守旧的本土读者在初次体验这种突破传统东方文学形式而立足于科学的幻想文学后所产生的别样新奇感

  那么,为何那时去国赴日的梁启超、鲁迅等人会前仆后继地尝试翻译出这一类科学幻想作品呢?笔者认为,鲁迅先生在《月界旅行·辩言》中的一句话,便足以道出玄机:

  “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

  简言之,是为了激励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打破陈腐的迷信思想,唤醒尚处蒙昧的中华民族。

  很显然,当我们再结合起同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先生的个人背景及之前所谈到的“西学东渐”之缘由做进一步的思索,就不难得到一个也许有些背离作品创作初衷的推论:其实,凡尔纳作品在东方的大量引入,起先多是带有一种较为强烈的政治目的性的。⑩

  这种带有目的性的翻译、转译,就不可避免地致使作者的本意及思想遭到不同程度的篡改。中译、日译本使然,两者所转译的英译本亦然。

  英译本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于当时欧美对凡尔纳的翻译接受程度,以及英译本译者们惯有的娱乐目的性等问题。在19世纪的法国,凡尔纳就如同当代畅销书作家般,为出版商赫泽尔父子所包装定位贴标签,使得大多英译本译者对其作品的认知,就如同赫泽尔父子的那长期刊载其科幻作品的杂志刊名一样,成了极具功利性的“教育与娱乐”(亦即刊名)。这就由此导致了在当时他的英译本几乎没有忠于原作的,更多都是被脱胎换骨,译成“以娱乐为本位的科学冒险小说”。这就足以想象后来由英译本转译的日译、中译本又会出现多少的“再加工”和杜撰成分了。

  遗憾的是,正是基于出版商赫泽尔父子的包装定位以及抱有娱乐目的性的低质量英译本的大行其道,使得好莱坞在改编电影时的态度也相对松散且极具娱乐性,而这又导致了后世包括科幻界等文学界对凡尔纳的作品持有狭隘和富有偏见的观点。例如,开篇提到的著名科幻评论家、作家詹姆斯·冈恩就认为,“凡尔纳的大部分小说并非具有多少特别的创造性……凡尔纳写的故事很简单,故事中的人物也很简单。他小说的创作思想也并不特别有什么创造性等等”。这实际上也是欧美尤其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对他的一种误读。

  尽管贯穿整个19-20世纪,大多数英语学者认为他是一名青少年流派作家和持“乐观主义”态度的科技支持者甚至是“预言家”,但如此深入人心的海外观念却并不是这位外界看似“乐观”的作家最为糟心的。儒勒·凡尔纳真正烦恼且憾恨的,是一直未能被本国文学界的殿堂——法兰西学院所认可。

  “每当我抱怨自己在法国文学界的地位不被认可时,小仲马便常常这么对我说:‘你真应该是个美国或是英国的作家。当你的书被翻译成法文后,你便可以凭此在法国获得机构名望的同时被你的同胞视为最伟大的小说大家之一。’但事实上,在法国文坛我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1893年的一次访谈中,年近古稀的凡尔纳如是说。

  不仅如此,时年已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作家也为本国评论界对他的装聋作哑、不予承认而感到痛苦。归根到底,当一个作家一度受制于出版商的包装定位以及受众们惯有的狭隘认知之“囹圄”时,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尝试突破上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与代价。

  针对于此,儒勒·凡尔纳也曾试图努力将公众印象里对其作品的这种所谓带有“定位标签性”的认知局限进行一番创作上的变革。因而,在19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步入晚年的他开始努力尝试改变创作风格,相继发表了《喀尔巴阡城堡》(1892)和《特派记者:彭巴拉克》(1893),满怀信心地对读者及评论界人士可能出现的看法改观寄予厚望。世事总是那么难料,垂暮之年的老作家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评论界一如既往的熟视无睹,读者则对这一反常态的风格并不买账。

  也许是明白风烛残年的自己已然无法再经受突破自身局限所要承受的压力与风险吧,晚年的凡尔纳逐渐放缓了改变风格的创作势头,转而回归了“描绘全球”的初衷。但是,从他在该时期创作的科幻小说《北冰洋的幻想》(1889)、《机器岛》(1895)、《迎着三色旗》(1896)、《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1898)、《主宰世界的人》(1904)、《大海的入侵》(1905)、《追赶流星》(1901),冒险小说《小把戏》(1893)、《昂蒂费尔师傅奇遇记》(1894)、《极地司芬克斯》(1897)、《天边灯塔》(1901)、《美丽的黄色多瑙河》(1901)、《金火山》(1902)、以及侦探小说《利沃尼惨案》(1904)等发表作品或有生之年未能发表的遗留手稿中,人们也应当看到的是作家一向的“乐观主义”精神似乎随岁月的流逝而日渐磨平了棱角,取而代之的是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及社会批判力正在日益浓厚地显现。

  即便如此,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依旧从未在作品中融入科学幻想元素的创作道路上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向“已知与未知的世界”中健步前行。就如同人们总是热衷于谈论其作品科学的纯粹性、幻想的预见性那样,凡尔纳也总热衷于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中做出具有实践基础的科学推想。在他看来,科学中是存在幻想的,但这种幻想必须不与科学相悖。这一点无疑继承了爱伦·坡无心插柳的科幻创作理念,也启发了后来者提出“硬科幻”这一经典概念。所以,当19世纪末的科幻作家在对相对空气轻(如当时已成熟的气球、飞艇)和相对空气重的飞行器(如当时尚未成熟的飞机)的应用前景各执一词时,凡尔纳早在1886年发表的作品《征服者罗比尔》中,就借罗比尔之口明确地表达出了他的观点:“航空的未来属于飞机,而不是飞艇。”并将其构想的样机(一种近似现代直升机的飞机)付诸于纸笔。此后,包括发表于其晚年的“罗比尔”系列续作《主宰世界的人》、《机器岛》、《迎着三色旗》等作品都依然饱含着充满预见性的科学幻想成分。

  而就是这类带有可预见性质的科幻作品,使其本人获得了公众寄予厚望的“预言家”称号。可事实是凡尔纳并不以此自傲,相反却态度坚决地表明其作品中的科学预想成分仅仅只是基于他个人对科学的合理推想,并不能草率地将其中实现的部分归入他的发明发现乃至预言。这一点其实只要深入了解他本人及作品,就不难发现其早期作品如《气球上的五星期》、《海底两万里》等即是在已有的气球、潜水艇等发明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推想,而非完全由其率先“预言”后才得以实现。更不必说像《从地球到月球》和《蒸汽屋》里的利用炮弹登月和乘坐蒸汽象游历印度这种与后世科技发展相差甚远的科学幻想了。当然,凡尔纳本身也并不拘泥于——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太过在意于对未来科学发展做出预想。前面说了,“描绘全球”才是他真正的创作初衷,他终其一生创作的“奇异的旅行”作品集可以说就是为了写就一套“网罗全球(甚至太阳系)的游记”。反倒是他的儿子米歇尔·凡尔纳在这类带有预言性的科学幻想上似乎更有企图,只不过国人往往不易直接见识到有关他的想法,基本只能见诸于老作家去世后米歇尔对他遗留手稿加以改写并出版的作品,或是少数独立成篇的短篇作品。

  这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莫过于那篇由米歇尔独自执笔撰写、父子二人联合修改后多次发表的科幻短篇《2889年一个美国新闻界巨子的一天》。

  该作品最早于1889年用英文发表在美国《论坛》杂志上,小说剧情时间设定在发表时间后的一千年,可谓是充满了野心与狂想。然而,这部篇幅有限的短篇不仅能令读者们近乎身临其境地领略到2889年文明社会的概貌,两位作者还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一番尖酸辛辣的讽刺。而其中可能最最令科幻迷所为之叹服的,是文中那些或则平庸无奇,或则别出心裁,或则已成现实的种种预想:

  “关于运输,短距离使用时速600千米的飘行车,远距离使用时速1000千米的无轨气垫车,这种列车可以飘洋过海,但没充气管那么舒适。这种充气管能以每小时1500千米的速度将我们从美洲运到欧洲。由于电话和‘传真器’极为普及,报纸是有声的,购买者可到沿街设置的报亭去听他所需的期号。‘映像传真器’也相当普及,就跟我们今天已经使用的电视屏幕一般,但还没达到我们的电话那样普遍;冬眠和电波催眠术都在实践中应用了。跟电子计算机相仿的电计算器可作最复杂的运算。新闻界的权力至高无上,通过各种民意测验,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大事,还可决定归法院裁判的人的命运,因为在审判前就可对他们进行判决。映在云层中的广告使‘地球使者公司’获得必要的资金。该公司的经理弗朗西斯贝内特依然是一位国家元首。我们发现他将莱茵河的疆界强加给俄国大使,这位大使向他申诉说,俄国人被中国人逼迫,不得不向西扩张,但这种申辩无济于事;贝内特对此将采取补救措施,强令中国人节制生育,否则处以死刑:多生一个孩子吗?就杀掉一位父亲!英国被美利坚合众国所兼并,根据合乎情理的循环,成了美国的一个殖民地,英国本身只满足于占有直布罗陀!太阳能贮电器和转换器能使四季气温平衡和使两极的冰雪融化。活动式的人行道、用管道进行食品分配以及通过电的振动使空气发光,这对我们这些后继者无疑是一些小玩意儿,我们还打算一下子移动整座城市,打算将月球翻转过来哩!然而,贝内特要想歇息一会,还得洗个普通的澡;他一撤按钮,澡盆便自动出现了;但贝内特夫人正好在里面;她比她丈夫预料的更早地回来了!她在‘女性造型大师’那里没呆多久。这位大师曾经恰如其分地说过,‘女人无非是个体型问题。’”

  尽管这些预想着实令人震撼,但必须负责任地说,对于任何科幻作家,我们都不应有将其视为“诺查丹玛斯” 之流的想法。否则,只会使公众对科幻的认识本末倒置,久而久之也无助于科幻的长远发展与繁盛。

  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纵使米歇尔在科幻及文学创作上确实有自己的一番独特见解,但学术界中多数的凡尔纳研究者对于儿子米歇尔在父亲去世后对其遗稿的大量删改感到诧异乃至不满。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仍然很可能在于,米歇尔一方面出于对自身继承父亲文学水平及思想上的自信,以及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出于为迎合出版商小赫泽尔及其读者们对老作家作品一直以来的定位包装和根深蒂固的标签式认知,而进行的一种能够使其“获益最大化”的删改。

  如此受制于出版商而缺乏责任感的删改势必再度导致作家遗稿中的本意遭受不同程度的篡改,使得那些可能令读者对作家产生新认知的作品难以重见天日。万幸的是,1990年,有那么一部最有可能赢得人们对其印象大为改观的作品被其曾孙让·凡尔纳挖掘了出来。

  这,就是那部由写成到出版历经整整一百三十年的科幻小说《二十世纪的巴黎》:

  传言,《二十世纪的巴黎》可能创作于1863年,写成于作家刚凭借《气球上的五星期》取得成功的1864年,然而却在当时因遭到出版商兼好友的赫泽尔严厉批评而未能如愿出版。之后的130年间,凡尔纳家族的后人都认为这部作品的手稿早已遗失或被受伤的凡尔纳所遗弃。直到1990年,其曾孙让·凡尔纳在家族中一个被弃置已久的箱子中意外翻出这份手稿。1994年,在经过一系列专家鉴定确认为真迹后,这部“神秘的作品”才交由阿歇特出版社出版,最终得以重见天日。

  据传此书一经上市,随即大获成功。而这之中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凡尔纳的最后遗作,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此书的现世极有可能已经重新改写了科幻史。

  从现代科幻的角度来看,《二十世纪的巴黎》对于科幻发展的贡献,本该是超出其之前所出版的许多同类作品的。其中最为瞩目的,当然不只是作家在这本书中所预想出的那些后世已为现实的“未来科技”:例如在1960年的巴黎,随处可见的以内燃机驱动的汽车,支持基础设施的加油站、沥青公路、高架和地下客运列车、传真机、风力发电乃至于类似互联网的发信系统,而是这部作品在对于科幻发展上被归入“社会科幻”(即“软科幻”的早期定义之一)范畴重要分支之一——“反乌托邦”小说的诞生有着堪称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固然这种说法对于学术界认识有所颠覆,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部小说在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巴黎的社会环境书写可谓处处充满了预见力与批判力。

  在小说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中,主人公米歇尔·杜费诺瓦作为曾经的著名音乐家后裔,刚获得了拉丁诗大奖便期望就此一展宏图,然而在科技的高度发展与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面前,他的理想却备受制约。这是因为,在这个未来时代,19世纪的经典文艺名著早已失去其信仰者,书店畅销的都是充满实用主义味道的工具书籍。新音乐家、诗人创作的多是以赞扬机械、歌颂工业文明为主旋律的平凡之作,戏剧编排大肆修改经典并以喜剧、闹剧渐长,悲剧早已退出历史舞台。金融业的高速发展致使政治意义模糊化,反制甚而操控主导着未来社会的政治实体。而与之格格不入的主人公只能在夹缝中挣扎求存,然而即便如此,其先后所就职的金融公司与戏剧单位也皆因他个人的格格不入而屡屡受挫,唯一能使之获得慰藉的是以舅舅、教授以及老同事等一群文艺卫道士组成的沙龙性质的小团体,但社会现实的种种还是以意想不到的压迫将这个小团体摧残得分崩离析,最终他那濒临崩溃的生活亦使得他理想破灭而走向墓园……

  不得不说,整部作品的背景早已不再像人们所熟悉的“凡尔纳式小说”,反倒与威尔斯的《当沉睡者醒来》(金融主导)、扎米亚京的《我们》(工业至上)、奥威尔的《1984》(无产非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娱乐至死)这些反乌托邦代表作有着诸多相似。尤其是,在书中对于科技盲目发展下反其道制约于社会进步的表现上,流露出了当时的凡尔纳出于对都市生活循规蹈矩、唯利是图的忧虑与不满,也在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触下表达出了那种近似于其后辈威尔斯所奠定现代科幻发展的“反乌托邦式悲观主义立场”。虽然,遗憾的是本书的缺点也相当明显,如在叙述上的乏味不足,在名词注解运用上的繁复堆砌以及故作高深,在思想上对当时女权主义运动的惶惑不安以及认知上的曲解短视等。

  但纵览全书,《二十世纪的巴黎》可以说完全颠覆了传统科幻研究学者们对其作品“初期乐观主义,后期悲观主义”之观点的定式思维与武断式划分,并将这位的作家另一面——即其作品所具有的区别于古典科幻的现代科幻小说之潜在特质呈现在了世人面前。也因此,在该书的英文版出版面世后不久的1996年,有评论家甚至提议将该作品作为当年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的推荐候选名单。只不过,限于写作年份过于久远的问题最终该书未能真的入选。

  不论如何,1905年,这位晚年饱受风湿、胃病、左眼眼睑功能衰退、面瘫、视力衰退、脚部中弹等伤病折磨的伟大文学家,终究还是于3月24日早上八点因糖尿病离全世界读者亲友们远去,享年77岁。

  而那些曾赞誉的、惊叹的、喜悦的、遗憾的、失望的、忧伤的情感必将随其本人永远尘封于不曾为人所遗忘的历史中,犹如冥冥无界的科幻寰宇,永远有着专属于他的那个维度。

  ①内容详见法兰西书库·新发现的凡尔纳系列丛书《凡尔纳带着我们旅行》,【法】奥利维埃·迪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③详见其孙让·凡尔纳所著的《凡尔纳传》相关章节内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1999年再版皆可

  ④节选自凡尔纳爱好者“黎登布罗克教授”译注的《儒勒·凡尔纳的访谈录》(1893)

  ⑥此为18至19世纪对古典科幻小说及类科幻小说的一种说法,“科学传奇”之译名则取自马小悟译亚当·罗伯茨著《科幻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⑦1866年热衷地理学的凡尔纳接替了生命垂危的泰奥菲尔拉瓦莱的工作,开始投身于卷帙浩繁的《法兰西插图地理》这项颇为艰巨的编写工作,该作品最终于1867年完成,作家在这期间与父亲的书信中形容自己犹如“苦役犯”,由此可见其钻研程度之深,编写程度之难

  ⑧1900年,薛绍徽和陈寿彭最先将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经世文社出版)译成中文。

  ⑨有关樽本照雄统计资料引自《华文文学》2013年3期《“科学诗人”凡尔纳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

  ⑩相关内容详见【日】山田敬三:《鲁迅与儒勒·凡尔纳之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

  诺查丹玛斯,十六世纪所谓预言家,著有《诸世纪(百诗集)》一书,类似于我国的《推背图》

  有关《二十世纪的巴黎》评介,大体来自科幻研究爱好者零始真先生之观点,复述内容均有所修改。

  指1886年3月9日,儒勒·凡尔纳在回到家中突遭侄子加斯东枪击,唯一命中的一发子弹命中作家的左脚关节处,该枪伤最终导致凡尔纳从此深居亚眠难以远足,而其侄则被以精神失常为由关入精神病院作为处理这一事件后续,但有关该事件至今依旧在凡尔纳研究学者中仍存在着诸多谜团及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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