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开罗与北京————专访蒂莫西·加顿·阿什

  在如今的2011-2012年,西班牙的愤慨运动(Indignants Movement)[1]、纽约的“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北京的年轻人,以及开罗街头的人群,他们有共同点吗?冲突自身存在非常不同的结构,但是,在骨子里、在精神上,他们是共通的。

  “你怎么可能高估中国的影响力呢?”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这潜台词在明确不过了,这个国家太重要了,怎样评价它都不为过。

  是啊,这世界正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话题,美国担心他取代自己的领导地位,破产的欧洲在等待他的营救,非洲与拉美的矿山吸引它的投资。中国不仅意味着“倘若每个中国人买一顶帽子”的市场想象,也意味着令人惊诧的实际购买力,从巴黎的老佛爷到温哥华的高档住宅区,这炽热的消费热潮只有30年前的日本可以媲美。但中国的影响轻易地溢出了狭隘的经济维度。它的地理面积、人口规模、还有漫长而繁盛的历史,都让人心生更多的憧憬或是畏惧。经济成长可以转移为军事力量,购买力则撬动政治影响力,它甚至可能意味着某种理念与意识形态的新可能。在“历史的终结”之声回响了20年后,中国可能成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吗?

  他穿着粉色衬衫、黑色西装,谈话缓慢、耐心却富有节奏。他是蒂姆西加登阿什,牛津大学的欧洲研究教授,从不安于坐在学院的高桌上畅谈世界。“要理解一个地区,最好的方式就是抵达那里。”他喜欢这么说。狭窄的学术分工也不适合他,他是英国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传统的一员,他们向更广阔的人群描述、分析正在变化的世界,挑战固化的思维。整个1980年代,他以报道分析东欧的变化著称,从波兰的格丹斯科造船厂到布拉格的魔灯剧场再到柏林墙,他目击了整个变革浪潮。人类的剧场充满了悖论,这体制曾经激起几代人的希望,如今却变得如此苦涩,它宣称代表了未来,却令文明后退,它看起来如此强大,却又不堪一击。在1990年代,他追随了整个欧洲融合的过程,冷战结束了,但民族冲突却随之而起,但之后历史的又一个惊奇时刻到来,这块大陆曾以无穷的战争著称,而现在准备消除壁垒、使用同一种货币、甚至搭建同一个政治权力中心。在这过程中,他创造了一种鲜明的叙述风格,将历史学家的知识深度与新闻记者的直觉结合到一起,能在描述真实事件时赋予它小说家的想象力,人们常用两个矛盾的短语来形容他的写作“现在的历史(History of Present)”,“事实的文学(Literature of Facts)”。

  他的经历与思想,也经常令我想起英国的帝国传统。在很多中国人用“衰落的帝国”来形容英国时,却经常忘记了它曾怎样缔造的现代世界,一直到现在,它仍在对世界发挥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它没有人口、资源的优势,却在创造力上仍占据着某种制高点,你能想象一个没有牛津、剑桥、BBC与Beatles的世界吗?在帝国上升期,它有一群商人、人类学家、作家、军人来支持它的海外冒险(尽管他们常带有令人不悦的“殖民者”的标签),而在帝国衰落时,也有一群杰出头脑相当巧妙的管理了这种衰落,并保留了相当的影响力。

  对于他这样的头脑,什么事能比捕捉到历史潮流更令人激动呢?而在过去的十年中,他为“亚洲的复兴”而着迷。他相信当未来的历史书描述21世纪初的世界时,9/11事件与随后的反恐战争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主要的章节将留给亚洲,在经过五百年之后,世界权力的天平再次从西方摆回东方,而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其中的支配性力量。

  我们坐在北京东区的一家拥挤、装修品位不佳的咖啡馆里。对他来说,北京已处处展现出一个未来世界之都的模样。那些令人眩目的建筑,那街头涌动的、欲望高涨的人群,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的精神是那么令人迷惑。在外观上,它与世界的大都市毫无二致,但它仍依靠列宁缔造的组织来维系着政治权力,惊人的富裕与惊人的贫困则比肩出现,它是宣传时古老的文明,却又像是个新兴的大国。你该用什么样的概念来形容它,“列宁资本主义”,“市场列宁主义”,还是“伟大复兴”,它有很多不同的坐标系。

  对他来说,个人的成长印证了这种戏剧性。他出生在1950年代的温布尔登,童年时,中国是留着一小缕胡须、穿丝绸的中国佬,会用滑稽的口音说“孔夫子说”,接着它变成了一个狂热的革命时代,他还保留了毛主席语录复印本,而现在它又变为了金光闪耀的经济强权,散发着的未来的魅力,在他眼中,1950年代的年轻人去巴黎,希望在咖啡馆里碰到萨特,1990年代去布拉格,要看到重建的欧洲,而现在,他们都来北京了,连他的儿子也在这住了两年了。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多少吃惊于这样一个富有洞察力的人,在谈到中国时,竟讲了这么多陈词滥调,听起来这与大众报纸上的言论别无二致。

  这是个奇妙的时刻。在他说中国是一块希望之地时,在中国的精英们都在谈论怎样移民时,在他被中国的能量所吸引时,我却觉得这个国家的一切是如此平庸。从电视节目到报纸杂志、书店里的出版物,人们纵乐、钻营,却从不思考。那些大获成功的当代艺术、横扫票房的电影,都像是一种虚空的狂欢。在他感慨新技术的巨大能量,3亿人的微博网络真令人惊讶时,我却觉得整个社会更像是被掏空灵魂的象征,人们不停地表达,却只有姿态、没有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新获得的财富、权力没有催生新的社会进步、文化上的创造力,而似乎只变成了特权者的虚荣与傲慢。在他确认中国的不可低估的影响时,我在旅行时的观察却总有一种特别的沮丧,人们被中国产品与中国人的数量震惊,却从未感到中国代表着什么令他们值得尊敬的价值观,或是某种持久的力量。更糟糕的是,我总记得恰达耶夫[2]的感慨。在俄国因战胜了拿破仑而欣喜若狂时,这个昔日的近卫军却大声疾呼:“各民族在人类之中的意义,是由于在世界上的精神影响,而不取决于其发出的喧嚣。”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更多是某种喧嚣,而不是真实的影响。即使整个世界都在谈论“中国模式”,但很少人会希望自己的国家也采用这种模式,它似乎只适合中国。

  很有可能,我们感受都是对的,一个大国的转变必然矛盾重重,截然相反的情形总同时出现。一个外来者可能忽略内部的困境,而一个局内人则可能过分沉溺其中,而忘记了更广阔的时代背景。而在历史的很多时刻,陈词滥调缺乏智力上的刺激,经常是对的,“中国的崛起”、“亚洲的复兴”或许正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人们总生活在一种对他人的想象中。不管多么清醒的头脑,也总不免对陌生之物心生更多遐想。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仍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阿什先生抱怨英文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实在太偏狭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转变,缺乏足够的探究欲望。

  他说的当然是对的,这不仅是这些媒体的困境,它也是中国自身的体制与历史决定的,它仍封闭,缺乏兴趣与能力表达自己。他感到中国与世界间深入对话的迫切性。我们已经目睹了巨大的中国闯入既定的世界秩序带来的摩擦从南海的对峙到意大利的温州人。

  当我们的谈话越来越热烈时,我日渐感到中国面临的真正困境我们从未在中国社会内部建立起对话,又怎可能与世界展开对话。我们感慨外界扭曲了中国形象,但在我们又在多大程度理解自己,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扭曲同样显著。在中国经济崛起时,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力却显著地落后。中国从没有对自己的变化做出严肃的智力回应。在国家舞台上,中国到底要成为怎样一个国家?倘若它准备成为一名领导者,它要表现出怎样的行为,承担哪些责任?倘若它要赢得尊敬与信任,它该怎样建立这一切?权力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在国内,我们到底要建立怎样一个社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

  中国的崛起既应该激发这些探讨,也该给这些讨论注入无穷的活力。倘若如历史学家王赓武所说,此刻的中国面临着它历史上的第四次崛起,是秦汉、盛唐、明清之后的再度辉煌,那么,此刻的中国与历史到底有何种关联?倘若如这位英国学者所感叹的,世界力量的东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中国在怎样去拥抱丰富的世界文化,做一个强者首先是要吸纳、宽容的不同价值观。

  谈话结束后,我们从咖啡馆走出。一个大国崛起的辉煌理论,突然被肮脏的空气遮蔽,这令人畅快的历史动力被堵塞在大望路的拥挤车流上。

  问:你观察中国几年了,如何评价中国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西方媒体是否夸大了这种影响?

  答:我觉得中国崛起的影响很难被夸大。你知道,很多书里充斥着“生逢盛世”之类的虚假句子,还有,据说拿破仑曾经说过“当中国醒来,它将震撼世界”,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说过这话。但中国已经醒来,它在震撼世界,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历史上真正伟大的权力转移,从西方到东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绝对相信,暴力冲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的冲突都是附带问题。历史书上的旁枝末节,不是决定性问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东方的崛起,以及整个国际体系如何对此进行调整。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的影响被夸大了,我们只是低估了中国内部的问题。原因之一是,我们从中国得到的分析报告数量太少,远远低于我的想象。我们应该有数以百计的好记者到各个省,深入到城市、乡村,了解正在发生的所有复杂的过程。

  答:中国显然没有西方后启蒙主义风格的普世主义,对不对?所以经典的现代美国普世主义认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套普世价值观,适用于所有地区所有人。”而信奉中国模式的人相信,只有中国模式才适合中国。这就有很大区别。与此同时,中国,至少是中国政府,一直秉承着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的发展范式我们要做的是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无论在非洲寻找石油或天然气,或其他事,否则,我们就不插手国防事务。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强大的经济体,这种模式已经不敷使用。你知道,看看在苏丹发生的事,看看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事。中国有着广泛的商业利益,数千中国人在那里工作。凡是有商业利益的地方,都会有中国人的利益。所以我认为,我们所需的是让中国摆脱这种发展方式,告诉我们中国在国际法中将扮演的角色。

  问:表面看,中国非常有活力和快速变化,但如果你生活在这里,就能感觉到它是某种停滞,尤其是智力上的。

  答:我不确定会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因为中国是新兴的超级大国,它的整个系统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的,试图了解它,对于全世界来说,实际上是最有趣的智力挑战之一。现在的问题是,全世界的人只能听到美国人的声音,所以,我环游世界,发表讲演,跟人们见面。我去过南非、埃及、斯洛伐克,来到中国。我发表演讲。我能确定的一件事是,人们宁愿听到法兰西斯福山、塞缪尔亨廷顿,可能还有约瑟夫奈伊、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的讲话。这是个问题,我认为。全球智慧交流的范围非常狭窄。

  我在中国虽然见过一些很有趣的人,但显然你的国家还没有找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或者托马斯杰斐逊,或者托克维尔,或者黑格尔,如果你喜欢黑格尔的话。换句话说,能够系统化概括当代政治哲学特征的人尚未出现。但也许,只是需要更长一点儿时间。

  眼下我最热心的是。我们有个网站,,有13种语言,总的观点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是其中一员,我们40亿人通过这个网站或互联网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社会具有多样性。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不自相残杀、和谐相处。我们必须讨论,谈谈我们的差异。所以,我绝对相信,更多的、而非毫无限制的,是充满活力的智慧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确信这是正确的。我觉得你们需要更多自由、自主和公民意识。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产生真正的新鲜事物。

  最近牛津大学有一堂大型讲座,纪念德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ph Dahrendorf),主讲人是美国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我把题目给了他,让他谈谈自由主义的普遍性。他喜欢谈论这个问题,准备出席,还说这正是他的想法。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有了人,才会有有序而公正的社会。

  像以前一样,这是真正的、最高水平的公众智力活动,我们的目的是试图推动它向前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谈论它。在中国不会有这样的活动。换句话说,中国的知识辩论只是围绕着中国而展开,对不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但不会涉及到人类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来安排自己的事务。

  答:有很多方面,有很多层次有待发现。我只说其中一个,“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相当令人费解。但我觉得“费解”这个词不恰当,对于今天的中国,如果试图找到一个包罗万象、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是行不通的。甚至只是贴上简单的分析标签也不可行,对不对?所以我将其称之为“列宁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现实太过复杂和矛盾,地区差异很大。我并不需要在广东或北京寻找不同的人。如果这样做,我就会更加迷惑不解。我想要做的是,设法得到详尽的分析报告,就像1980年代我在东欧做的那样。我很想看到其他人做的中国分析报告。然后,我想我会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自己对中国的认识。

  问:在过去两三个世纪,中国与全世界有着不同的面貌。中国曾为欧洲的启蒙思想家赋予了新的灵感,而现在又在谈论中国模式,你觉得中国能为世界提供新灵感?

  答:我觉得这是一个异常有趣的问题,因为当弗朗西斯福山宣告历史终结时,大家都指责他,说他多么愚蠢。这种批评是相当不公平的,因为他是在一种极为特殊的语境下,用一个非常大的大写字母“H”来代表历史。他说的是,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一位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挑战者,能够像法西斯那样跨越文化、跨越文明、跨越国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法西斯。你知道,不管在哪个国家,你都可以是一名法西斯分子,也都可以成为者,也可以是自由热。现在,我在书里讨论的一个观点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世界,专制资本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潜在的、跨文化的意识形态挑战者。就经验主义而言,你说人们都在关注“中国模式”,那就是他们正在期望的模式。政府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规划和基础设施方面起更大作用。看看眼下安吉拉默克尔和资本主义遇到的烦,人们都在这样做。这是正确的吗?我非常怀疑。

  答:不,不是以这种形式。我认为,它之所以能进化到今天,自有一番道理。我绝对相信它可以继续发展。但它必须进化,必须发展得相当快。我不是说,你暂时扔掉宜家家具,买一些叫做“西方民主”组装零件,自己组装起来。它的未来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自发地转变。我们当然不会像我刚才所说,在未来几十年内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劲对手。你和我已经能够预见未来,它正在形成中,我们当然等不到那一天。考验当然会有,这是非常简单的观点,当经济增速慢下来是,考验就会来临,它一定会来。

  [1] 2011年5月,西班牙首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愤怒大游行”,反对政府在医疗、教育、公共服务领域采取紧缩政策,表达对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的不满与愤怒。游行持续数周,途径西班牙几大城市,并最后返回马德里。“愤怒者大游行”催生了日后抗议金融机构贪婪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2] 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作家,1821年以前任御前近卫军军官。1836年发表《哲学书简》,被沙皇尼古拉送进精神病院。他是俄国19世纪初叶具有进步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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